曹操名义上的祖父是东汉桓灵宦官专权中的代表曹腾，曹腾贵为权势熏天的“十常侍”之一，官至大长秋，受封费亭侯。由于东汉宦官早已为自己争取了养子袭爵的畸形特权，所以其“莫能审其生出本末”的养子嵩嗣竟然也官至太尉。
被宦官以党锢之名镇压的世家大族对此极为反感，无论政治站位还是内心情感均难以接受。
四世五公的袁绍集团作檄文骂他“赘阉遗丑”，对曹操身世极尽侮辱之能事。曹操儿时种种“飞鹰走狗”“任侠放荡”行为被以德行标榜的汉魏之际的文人广为记载，演绎得堪称异曲同工。
曹操刚刚出仕即棒杀违禁、奏免污吏，敢于任事的作风既非盘根错节的大族所能，更令大族名士觉得格格不入。同样，曹操喋血出没于“郡郡作帝，县县自王”的混战，对大族名士不切实际的作风也难以认同。
大族名士鸠集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没完没了地置酒高会，十余万军队无所作为，曹操切身体会到“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更不以名士的德行为然，甚至公然提出宁可重用杀妻的吴起、盗嫂的陈平之流。
纵然郭嘉名誉屡屡受到名士陈群攻击，却备受曹操礼敬，东汉末年号为“八俊”的名士刘表在曹操眼中不过一介乍前乍后终究无所作为的自守之贼而已，在残酷兼并中败亡的韩馥、刘岱、孔伷等人无一不是大族名士，所以曹操提出“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战略。
“勿拘品行”“唯才是举”令世家大族不能不心存芥蒂，但事实上却合乎“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情理。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63岁的曹操最终立曹丕为太子，可就在此前几个月仍发布著名的《举贤勿拘品行令》，历数“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著声千载”的豪杰，强调“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终其一生坚持用人“勿拘品行”的态度，令士族无法认同。关于这一点田余庆先生的论述最有见地，他认为曹操“破格用人主要是针对东汉选士只论族姓阀阅，针对垄断选举的名士清议”。
«——【·曹操对士族的打压·】——»
世家大族虽赖曹操平定群雄获得粗安，但士族难以超越过去的文化传统，有的标榜德行，有的清议结党，这些均不可避免地与曹操的霸府政治建设相抵触。历遭军阀混战的东汉王朝早已分崩离析，当时社会对于皇室并没有多少实际感情可言，汉献帝在被曹操收容之前自长安一路逃亡洛阳，备尝饥寒，停驻荒城之际并未得到各地接济。
世家大族的拥汉在汉魏禅代中既有政治表态的实际内容，更有传统德行的自我标榜，而这两者均让曹操难以接受，所以士族与曹操在对待汉室的态度方面难免陷入冲突。而此前野心膨胀称王称帝者草草出局的下场令曹操充满戒心。
继关西野心军阀董卓在士族与下属联合策划的政变中被刺杀后，世代公卿的袁术亦因妄自称帝被失望的士族及属下将领抛弃，一再受到虎视眈眈的周边割据者的联合讨伐，最后在孤立无援中毫无尊严地惨死。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曹操一方面不得不先“把皇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另一方面对敢于异议的士族毫不犹豫地予以打压，所以曹操对士族的限制性使用是有底线的。
曹操经营山东徐兖地区的努力得到颍汝士族集团的重要支持，乱世能藉曹操获得保全并保持传统地位符合世家大族的利益。
随着曹操实力的成长，汉室被并非士族的曹操实际控制之后，士族面对越来越“勿拘品行”超拔人才的曹操态度渐渐复杂起来。借复兴汉室标榜德行的大族名士与仅仅以兴复汉室为名而行集权霸府政治之实的曹操的冲突自然难以避免。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接受大族名士荀彧的建议，将“棘篱饥困”于洛阳的汉献帝迁都许昌，基本上控制了汉室。
历经党锢之祸、董卓之乱后的汉室公卿劫后重获余生，但自视为元从勋旧的大族依旧难以放下名士的架子，对霸主曹操难以顺从，态度上不仅不取容于曹操，甚至还要时常摆起德行面孔视曹操为“赘阉遗丑”，公然假以颜色。随同汉献帝颠沛流离的弘农杨氏大族杨彪即是典型的代表人物。
杨彪因寄人篱下感觉自己的传统地位与尊严旁落，在公卿大会上态度冷淡，敏感的曹操觉察到敌意：“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既已产生隔阂，军政大权在握的曹操自然不会无视大族名士对自己的轻视，更不愿像董卓一样被暗算，不管这些人有无意图或实力，必欲除之而心安。
杨彪很快被曹操以生病为由去职，又以杨氏是袁术的女婿而兴大狱，以图谋大逆之名将其下狱，这恰恰是对大族名士标榜德行的一大嘲讽。曹操磨刀霍霍果然引发朝野震动，施以援手的正是其同类大族名士孔融。孔融来不及更衣即奔走于曹操，控制小朝廷的曹操以汉室代言人自居打起官腔：“此国家之意”。
孔融引经据典毫不客气地指斥曹操的狡诈，并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
《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以周公比曹操当然不可能打动曹操，真正打动曹操的是孔融有关冤狱的负面恫吓：“今天下缨緌搢绅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
曹操不可能因小失大，孔融以“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的意气之言也让曹操不能不有所顾及，杨彪、孔融大族名士虽然只是一味标榜德行的刻舟求剑之辈，但东汉重名声尚节气的世风在当时还有一定影响，关键是杨彪之流本身并无实力亦不可能对自己构成实际威胁，所以兴狱意在震慑一下大族中的异议及异己而已，曹操适可而止地放过了徒有虚名的杨彪。
实际上引杨彪为同类的还有曹操倚为子房的荀彧。正如孔融为孔子之后，荀彧可能是荀子之后，都是立场相近的大族名士，《后汉书》两人同传。他和孔融一起嘱托审理杨彪的酷吏满宠“但当受辞，勿加考掠”，满宠实际上并不理会，“考讯如法”，迟迟几天后才按程序向自己真正的主人曹操汇报。
杨彪一事并未审出什么所以然来，并进一步明示，“当杀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窃为明公惜之”。曹操即刻下令放过杨彪。
与其说杨彪是因为孔融而获释，不如说命悬一线的杨彪是因为满宠才被曹操放过。“有名海内”“海内所瞻”形式虽近似，效果却因人而异，在曹操听来立场绝对不一样。
曹操虽然一时放过杨彪但对荀彧孔融的态度愈加多疑，实际上两人也因此而引火上身。孔融自恃孔圣后裔，儒学世家，名望盖海内，对曹操的容忍不以为然，寄身于曹营却以托身汉室自况，以世家名士恃才恃名的狂傲，对曹操非但不曲从依附，甚至从内心也少有尊敬。
范晔《后汉书·孔融传》对此记录得非常清楚：“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不难看出孔融视曹操、袁绍之流的野心家为一丘之貉。孔融栖身许昌名义上的汉献帝小朝廷后，担任的不过是将作大监一类于军政无补的闲职，可见曹操对他的态度远不如荀彧，只是借其声望而已。越是这样越激起孔融的傲气与自负，对曹操多有讥讽。
曹操攻占邺城后，曹丕收纳袁熙遗弃的妻子甄氏。战胜后收取敌方妻女在三国战争中是常见的事，孔融却在信中借这件事刻意调戏曹操“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敏而好学的曹操认真地问出处，对以“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曹操讨伐乌桓，孔融又加以嘲讽：“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这些过分的举动不断触及曹操的底线，权势上升的曹操早以集权君主自况，孔融却还停留在清议的状态中而不自觉地肆意妄为，两人的冲突最后以孔融血祭权力而告终。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八月，自以为羽翼已丰满的曹操终于忍无可忍地杀掉了一再冒犯自己的孔融。
孔融遇难当年，赤壁战败退回北方的曹操亦已至迟暮之年，为加紧取代汉室，加快剪除异己的步伐，荀彧不久即倒在曹操的权力祭坛上。名士荀彧难脱大族窠臼。
如前所述，荀彧与孔融一样介入杨彪之狱即已招致曹操的不快，荀氏家族东汉即以“志除阉宦”著称，家族的传统名气与蒸蒸日上的军政势力比孔融更易让曹操忌惮。
东汉末年，倡行清议的杰出代表荀昱在党锢之祸中与李膺等人下狱而死，名士荀爽“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荀氏家族与宦官专权不止不休的抗争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这些极有可能会令宦官之后的曹操产生阴影。曹操重用的荀攸、钟繇、陈群、华歆、王朗、荀悦等“命世大才”都来自荀彧的推荐，荀彧本人俨然颍川士族的核心领袖，“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焉”，其影响可谓举足轻重。
战事频仍之时因需借重荀彧智术，曹操尚能宽容隐忍，局面一旦稳定却难再等闲视之。荀彧偏偏对曹操一厢情愿地寄以厚望，曾无限憧憬地规划未来：“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弥，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荀彧以为兴复汉室的曹操可以像周公一样打下江山还给汉室，实在是用错了情，甚至是与虎谋皮。这样的政治幼稚无疑令曹操极为失望，若再盲目地公之于众无异于火上浇油。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董昭在曹操授意下私下拜访荀彧，希望这位智囊赞助曹操册封魏公并加九锡，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这位曹操一贯宠爱的万岁亭侯却兜头泼了一桶凉水：“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在平时最反感的德行压力下，曹操极不情愿地暂停操作，他对荀彧的杀心也在这时生起。
但荀彧不同于空有文名口才并无军政才干的孔融，所以曹操除掉荀彧的手段更为隐秘。
曹操出征之际，一反常态地授意汉献帝命一贯留守的荀彧赴军中劳军，并加以参丞相军事将他留在军中，这样才容易下手。恰逢荀彧生病滞留寿春，“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算无遗策的荀彧马上明白曹操用意，只好无可奈何地自杀。第二年曹操如愿被册封魏公并加九锡，赵翼说得非常清楚：“可见彧不死操尚不得僭窃也”。
荀彧之死极大地震慑了士族名士，自此之后，他们对禅代再没有表示异议者，荀彧的侄子荀攸反而成为汲汲劝进者，曹操不久即由魏公欣然进位为魏王，公然建立独立的魏官体系，禅代只待水到渠成。只是晚年曹操越到最后关头越理性，面对纷纷劝进的众臣，公然声明“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既承认天命已属自己，又将禅代留给继承人完成，不仅自信，更为后代留下政治空间。
成长中的曹操对于大族名士有控制利用的一面，得势后的曹操更多的是对名士的打压。曹操的出身与士族固然有距离，更为重要的是曹操时代东汉的清议之风犹烈，士族的社会影响还在。
以孔融、荀彧为代表的名士所以被杀，很大程度上在于声誉过巨，即使退职赋闲家居，依然“座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另一名士崔琰受刑污辱后，门庭依旧若市，在宾客面前“虬须直视，若有所瞋”。既然不能有所收敛，索性赐死。
虽然曹操对待名士的残暴与曹丕对待士族的优容表面有明显的差异，就两代整体经营过程而言，堪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曹操时代备受打压的士族在曹丕的笼络下终于合作了。
«——【·曹丕对士族的笼络·】——»
曹丕继曹操死后顺利禅代不能不说是承受了上一代人的遗惠。曹丕相较于其父，与士族先天接近，从青少年即与名士交游，少了暴戾之气，多了文儒气质，更易为士族所接受。曹丕在曹操存活的子嗣中居长，受到素来信守儒学宗法的颍川士族集团支持。
由于三国鼎立的局势稳定，曹丕不再强调令世族名士较反感的“举贤勿拘品行”一类的求贤令，所以陈群提出的“九品官人法”是与时俱进之举。官员的考核与选用操控于士族之手，曹丕时代开始了魏晋士族政治。
曹丕继位后反而对追随曹操南征北战的谯沛集团感到骄横难驭，刻意培养和壮大颍川士族的军政势力。
曹操留下的华歆、钟繇、陈群等颍川名士非但不再抗拒禅代，反而积极劝进，促成汉魏禅代，除旧布新后的名士们俨然以元从勋臣自居。传统军功集团受到削弱，以文儒见长的汝颍士族集团自然更加倾力支持曹丕，甚至军功集团某些人物也转而满口德行起来。
曹丕践祚后，征羌护军郭淮因病未能及时前来朝贺，曹丕一反平时温和面目，声色俱厉地呵斥：“昔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后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庆而卿最留迟，何也？”眼看就要杀人立威之际，郭淮机敏应对：“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于风之诛也。”一句“唐虞之世”令曹丕的禅代貌似合法化，杀气腾腾的曹丕才转而放过他。
曹丕对待汉室遗臣杨彪的态度也颇有玄机。苟延残喘的杨彪身逢汉魏禅代，极为尴尬，此前十余年早已不复出行的杨彪没想到曹丕竟然想起用他为太尉。
杨彪一生遭受曹魏迫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临死前还处死了杨彪钟爱的儿子杨修，家国之怨令这位老名士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只好不软不硬地回复：“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尽管受到婉拒，曹丕并不难为他，不仅“不夺其意”，反而下诏极尽优礼：“公故汉宰臣，乃祖已来，世著名节。年过七十，行不逾矩，可谓老成人矣，所宜宠异以彰旧德。其赐公延年杖及冯几，谒请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
所以如此礼遇，曹丕既要借以宣扬自己的德行儒雅，更要充分利用这位受尽迫害的旧朝遗臣作为政治吉祥物尽情展示新朝禅代的以德为治，这与让暗弱的汉献帝善终一样，是禅代合法性的刻意装饰与形象佐证。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极有表演欲的曹丕再次诏拜居家的杨彪为光禄大夫，朝见位次三公，杨彪自然“上章固让”，曹丕执意如此，大张旗鼓地在杨彪家门前设行马，安排吏卒，“以优崇之”。一个坚决不要，一个执意要给，这样的政治游戏自有其政治意图。但若细究起来，曹丕的厚待与曹操的迫害在终极政治意图上并无二致。
综上所述，曹操与曹丕对待士族的态度貌似迥然不同，但若放在历史长镜头中考察其政治发展变化，不难发现其承续性联系。这样的代际政治策略调适，就典型性而言，魏武帝曹操与魏文帝曹丕，一武一文，一张一弛，可谓交相辉映。
自始至终，均不失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之范，其成熟政治艺术不因时过境迁而黯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